来源：钱江晚报

百年来，近千万件中国文物流落海外，故土难归

(相关资料图)

为何流失，如何回家

无论是刚刚完结的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还是“文物拟人化”创作，都让我们回想起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以及流出国门，散落于异国他乡的文化珍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说，文物不仅仅有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也有情感价值。我们赞叹中国文物之美，又愤恨于外国人盗掠之后的惨状。文物的际遇与国运相连，上个世纪初中国文物遭受劫掠的历史，我们应该有所了解和认识。

去年出版的《国宝流失百年祭》作者之一常青，北京大学考古系学士与硕士，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艺术史博士，他在美国三大博物馆都从事过研究工作，参观过欧美大部分重要的博物馆，常常在中国国宝的展柜前嗟叹不已。他与另一位作者黄山一起，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散史实及流失国宝多重价值做了梳理与研究。哪些人以何种方式导致众多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文物有何种价值?它们现在身在何处?

探险家和古董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文物法，民众对文物也没有认识，看不到文物的价值。这就给当时的外国探险家“乘虚而入”的机会。这些探险家中，以英国的斯坦因最为著名。

1900年代，在印度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斯坦因前往中亚探险考古，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都留下足迹，此后，他又往返中亚三次，卷走大量文物。

这是一幅盛唐8世纪的《引路菩萨画》，图中的菩萨身佩璎珞，身后跟随的女子梳着典型的唐代女子的发式，其衣着、发型乃至丰腴的脸部均与盛唐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如出一辙。这是唐代佛教绘画中的精品，也是研究中国绘画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斯坦因把它从敦煌藏经洞带去了伦敦，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藏经洞共出了300多件唐宋时代的纸本、绢本、麻布本的绘画作品，其中，斯坦因拿走了200多件，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法国伯希和拿走了100多件，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

他获取了“满装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里很仔细地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美术品的遗物”，全部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而这些所有的文物，他只花费了40块马蹄银，相当于500卢比。对斯坦因来说，这笔交易简直没有更划算了。

“可惜的是，当时这种情况，没有引起当地官员的重视，甚至在斯坦因把文物打包装箱、准备运走的时候，部分官员还大力为他联系工人、提供帮助，设宴招待，热烈欢迎他下次再来。”常青说，如今，大英博物馆收藏着斯坦因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获取的9000多卷古代写本。

但是，以斯坦因为代表的探险家仅仅是使中国文物外流的第一类人。“他从中国获得的文物有几万件，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来自全世界的文物大概有800多万件。”探险家所谓的“壮举”，引起了外国收藏爱好者与古董商的极大兴趣，而这些人则是使中国文物外流的第二、第三类人。

很多人听过卢吴公司与山中商会的名字，这是在中国文物外流中起关键作用的两大古董商行。卢吴公司的创建人卢芹斋(Ching Tsai Loo)，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古董界。卢吴公司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文物长达30年之久，不计其数的国宝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美，包括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两幅浮雕作品，现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另一大出售中国文物的古董商行是由日本人创建的山中商会。在1927年以后，山中商会参与了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造像的盗凿。在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期的25所洞窟里，150多件精美雕刻被盗凿，整个石窟群基本被毁。

常青介绍，这些古董商，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号，在中国文物外流中起到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从中国流向海外的文物，大多都曾经过这些古董商的手。

有家难回

常青说，百年来，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大概在1000万件左右，除了保存于国外博物馆里的160多万件有明确下落外，还有800多万件文物在私人手里，下落不明。

这些流失文物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财富，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情感，让它们回家，是所有国人的期盼。迄今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途径主要有三种，即购回、捐回和追索。

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方式，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但即使如此，文物“回家”这条路，依旧漫长而坎坷。文物流失国提出的归还请求，要么被拒绝，要么被敷衍、拖延，直到不了了之。比如，2002年西方多家著名博物馆就联手发布《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抵抗文物流出国追索要求。此宣言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文物流出国的明确反对。

这背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外应对文物的思维差异。“在中国人看来，文物中蕴含着民族精神与情感，归属于国家，出口文物也是被禁止的。但在外国人看来，文物是具有鉴赏价值的收藏品，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至今进出口也自由。旧时中国没有文物保护法，哪个国家的人买了就是谁的，由此，他们也很难接受返还的要求。”

除此之外，通过官方渠道促推文物返还也是难上加难。

最大的阻碍在于，国外博物馆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政府无力干涉博物馆的管理，也无权过问文物的流向。“国外博物馆采用的是财团法人制度，或归私人所有，需要自负盈亏。为了获取一件文物、办一场展览，四处向私人收藏家或基金会‘化缘’，政府不会为它们提供任何保障，他们不得向博物馆提供资助。这也导致政府无法向博物馆施加压力，强制要求对方返还文物。”

杭州人的捐赠

流失文物漫漫归途，映射着那段失落的历史，也让文物回归的迫切性重新摆到公众面前。

常青说，国际公约具有局限性，只能期望相关国家主动归还文物，但我们不能放弃为此表态。比如，过去大英博物馆专门设有一个展厅，专门展出斯坦因从中国拿走的文物，还贴了斯坦因的照片，介绍他怎么从中国拿到文物的。我国对此意见很大，博物馆后来把关于斯坦因的介绍拿掉了，只展出他拿走的文物。

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流失海外的文物，大致摸清了流失海外文物的情况;近20年来，更通过国家和爱国人士的努力，部分国宝回到祖国的怀抱。这十年间，有1800余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2021年，央视春晚播出特别节目《国宝回家》，杭州人张荣无偿捐献回国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次与全国人民见面。这尊佛首，是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文物，在海外漂泊近一个世纪后，它终于被张荣送回祖国。“对我来说，捐赠佛首在我的人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少我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让与身体分离已百年之久的佛首，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他的故土。”2021年7月的回归仪式上，张荣这样说。

遗憾的是，2个月后，张荣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但像他一样，促推文物回到故土的人还有很多。202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苏珊娜·芙拉图斯(Suzanne Fratus)女士捐赠我国的两尊明代陶俑入藏上海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主办文物捐赠入藏仪式;2019年，企业家何鸿燊将流失160年的马首铜像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圆明园迎来了第一件“回家”的流失海外的重要文物;2018年，美籍华人王纯杰夫妇将拍得的一件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第七窟天王头像赠予山西博物院，这已是两人第二次将来自云冈石窟的国宝文物捐赠回晋。